1990年，兰州市少年宫的琴房里，总飘着细碎的钢琴声与稚嫩的歌唱。我攥着妈妈给的歌谱，在挂满奖状的走廊里穿梭，窗外是黄河裹挟着泥沙奔涌的声响，而我小小的世界里，只有五线谱上跳跃的音符。那时的我，对“少数民族”的认知还停留在课本里的插画，直到2001年的夏天，一张印着“西北民族学院”的录取通知书，将我从黄河之滨，带到了兰山脚下的校园。

第一次踏入民大校门时，槐树叶正簌簌落下，阳光透过枝叶洒在“西北民族学院”的校牌上，泛着温暖的光。我拖着行李箱，在陌生的校园里张望，耳边是从未听过的语言——维吾尔族姑娘的问候、藏族同学的歌谣、蒙古族学长的爽朗笑声，像一阵带着异域风情的风，撞得我心头发热。而真正让我震撼的，是那场迎新晚会。

舞台上，我本科学习中未来的老师们依次登场，他们的歌声里有草原的辽阔、戈壁的苍茫、雪山的圣洁，那是我从未听过的声音——没有刻意的炫技，只有从骨子里流淌出的热爱与力量。紧接着，师姐师哥们的维吾尔族群舞登场了：大红色的纱裙在灯光下翻涌成浪，金色的配饰随着舞步叮当作响，小花帽下是明亮的眼眸，每一个扭颈、摆臂的动作都带着新疆大地的滚烫热情。我坐在台下，攥着衣角的手不自觉收紧，心脏跟着鼓点剧烈跳动，原来音乐可以这样鲜活，原来文化可以这样动人。那一刻，我在心里悄悄许下愿望：我要在这里，好好学唱歌，好好学做音乐。

我们的宿舍楼依山而建，从食堂到宿舍，要爬整整六层楼高的台阶，再拐进六层的楼道。每天吃完饭，我们便三五成群地往上走，台阶被阳光晒得暖烘烘的，大家聊着天、唱着歌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楼顶。后来我总笑说，民大的台阶锻炼了我的肺活量，也见证了我青春里最热闹的时光。

宿舍里的日子，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文化盛宴。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挤在小小的房间里，睡前总爱围坐在一起讲故事：哈萨克族的同学会讲草原上的雄鹰与少女，彝族的伙伴会说凉山的火把与英雄，维吾尔族的室友则会哼起克拉玛依的石油歌，那些带着泥土气息与山野灵气的传说，像一颗颗珍珠，串起了我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最初认知。我常常听得入迷，原来每一首歌的背后，都藏着一个民族的悲欢；每一段旋律的起伏，都映照着一方水土的性格。

我的琴房里，总有一位身影让我难忘——古丽老师。她总笑着介绍自己：“我是古丽，‘古代’的古，‘美丽’的丽。”这位来自克拉玛依的维吾尔族钢琴老师，指尖下流淌的旋律总带着别样的温度。她弹《新疆随想曲》时，音符里是葡萄架下的欢歌；她教我视唱练耳时，会用新疆木卡姆的悠长旋律打比方，把枯燥的音程变化化作麦西来甫里的舞步，让抽象的乐理变得鲜活可感。她常说：“音乐不是冷冰冰的技巧，是心里的话，是家乡的风。”这句话我记了二十年，后来我在凉山教学生唱歌时，总会把这句话说给他们听。

在民大的本科四年，我像一块海绵，贪婪地吸收着这里的一切：课堂上老师讲的民族音乐理论，琴房里反复打磨的发声技巧，宿舍里同学们分享的民间故事，舞台上一次次排练的歌舞……我不再是那个只懂五线谱的兰州少年，我的歌声里，渐渐有了草原的辽阔、戈壁的苍茫，有了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温度。

本科毕业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留在民大。那时的学校已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，专业的划分更细致，学术的氛围更浓厚，而我也迎来了学术路上的引路人——李曙明院长。

李曙明老师是国内著名的音乐美学家、小提琴家，他的课堂永远座无虚席。他讲《乐记》，会把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”与少数民族民歌的情感表达结合起来；他开《易经》选修课，会从“阴阳相生”的哲理里，解读音乐的节奏与和声。我至今记得他在课堂上拉小提琴的模样：弓弦交错间，《梁祝》的凄美与《草原之夜》的辽阔交织在一起，他说：“中国音乐的根，在传统文化里，在各民族的歌声里。”

研究生三年，我的声乐导师是一位藏族女老师。她性格爽朗洒脱，有着藏族儿女独有的豁达与坦荡，像雪山一样开阔，像草原一样无拘无束。在她的引导下，我渐渐放下了本科时期的小心翼翼，不再被条条框框的技术所禁锢，不再害怕唱错、不再担心不够完美。她告诉我，唱歌先要走心，再谈技巧，要敢唱、敢释放、敢把心里的情感毫无保留地唱出来。正是这位藏族导师，让我真正打开了声音，也打开了内心，从拘谨内敛，变得舒展自由，形成了无拘无束、真诚坦荡的演唱风格。这份从骨子里透出的洒脱，也成为我后来教学与演唱中最珍贵的底色。

研究生的三年，是我思想快速成长的三年。我不再满足于唱好一首歌，而是开始追问：这首歌从哪里来？它承载着怎样的文化记忆？我跟着老师做田野调查，走访甘肃各地的民间艺人，听老人们唱花儿、唱藏戏，在羊皮鼓的节奏里，触摸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脉搏。我也开始在论文里写下自己的思考：从维吾尔族木卡姆的结构美学，到藏族山歌的情感表达，每一个字都凝结着民大教我的“文化自觉”。

我渐渐明白，民大给我的，从来不止是专业技巧，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——它让我懂得，音乐从来不是孤立的艺术，它是文化的载体，是民族的记忆，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桥梁。这种认知，像一颗种子，在我心里生根发芽，后来被我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凉山。

研究生毕业那年，我背着行囊，从兰州出发，一路向南，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。这里的山更高，云更白，彝族同胞的歌声里，藏着大山的厚重与火把的热烈。我站在高校的讲台上，看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庞，仿佛看到了当年在民大迎新晚会上，那个心潮澎湃的自己。

十七年来，我扎根凉山，一边挖掘彝族音乐文化，一边培养少数民族音乐人才。我带着学生走进凉山的村寨，听老阿妈唱《阿惹妞》，看毕摩做仪式，在火把节的篝火旁，记录下最原生态的彝族民歌；我在课堂上，把民大学到的音乐美学思想，与彝族音乐的节奏、旋律结合起来，告诉学生：“你们的歌声里，有大山的灵魂，有民族的骄傲。”

学生们总说，我的课很特别，我的歌声里有不一样的味道。我知道，那是民大留给我的印记——是古丽老师指尖下的新疆风情，是藏族声乐老师带给我的洒脱坦荡，是李曙明老师课堂上的传统文化底蕴，是宿舍里各民族同学分享的民间传说，是七年时光里，民大教会我的“以歌为媒，以文化人”。

如今，我偶尔会在深夜里想起民大的台阶，想起琴房里的灯光，想起迎新晚会上那片红色的纱裙。那些记忆像陈酿的酒，越品越香，而我也终于懂得：民大的七年，早已融入我的骨血，成为我音乐生命里最厚重的底色。它让我从一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兰州女孩，成长为一名带着文化温度的声乐教师；它让我明白，最好的音乐，从来不是技巧的堆砌，而是对土地的热爱，对文化的敬畏，对人的真诚。

从黄河之滨到邛海之畔，从民大琴房到凉山讲台，变的是地域与身份，不变的是我对音乐的初心、对民族文化的深情。民大给予我的养分，早已化作歌声与讲台，在大凉山深处静静流淌，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。

袁艳，中共党员，2005年本科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，2009年硕士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。现为西昌学院艺术学院声乐副教授，中央音乐学院访问学者及“英才扶持计划”入选人。身兼全国艺术统考等多类专家评委，高校从教17载，发表高水平论文43篇、出版专著4部，获省哲社二等奖等多项奖项，培养学生屡获大赛殊荣，2024年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。